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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古楼起 家具商聚 高碑店兴
发布日期:2022-06-12 12:1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9月26日,按古建筑风格改建的高碑店村毗邻通惠河,风景优美,两名男子在钓鱼。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

  在上世纪90年代,一些做古典家具的商人来到朝阳区高碑店村租房,加工、销售古家具,渐渐形成一条古典家具街。此后,更多的家具商聚居在高碑店村,租赁民房。当地村民为了赚取更多租金,开始在自家房屋上私搭乱建,然而,收入并未因此提高多少,反而是无序地搭建,让高碑店村的环境变得脏、乱、差。

  2002年,一名叫支芬的外来女人到高碑店任村支书,调研后,她开始对高碑店进行改革,提出“文化兴村”,将民宅统一改建成仿古建筑,使民宅与古典家具生意紧密结合。

  今年66岁的刘金环,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高碑店村的生产队长。如今,她和老伴儿在高碑店西区有一栋三层仿古建筑楼,租给一古典家具商人,每年租金10万元,她说:“什么都不干,坐着就能收钱。”

  然而,在20多年前,当第一个古家具商人到高碑店村租房时,没人会想到,这将成为高碑店村未来的发展之路。

  1990年的一天,一名叫赵小贝的木匠来到高碑店,租下老生产队的两间房子。在刘金环和村民看来,这个木匠每天做着不着边际的事,让人觉得有些不踏实。

  “这个木匠到处收一些破烂家具,缺胳膊断腿的桌子椅子,在房间里修修补补。”刘金环当时想,这能赚钱么?万一付不起房租,不如租给工人。

  一年后,木匠赵小贝索性在村东侧承包一块地,建起一座院子,专门修补古典家具。

  1995年,村民王晓云家发生一件“大事”,让村民对“收破烂”的家具商刮目相看。

  一名南方商人看中王晓云家门口一张要废弃的条案,“条案腿都断了,只知道是老榆木的,就等着烧火用了。”

  这名商人出价三十多元买这个条案,王家二话没说,以为捡个大便宜,赶紧把条案卖掉。

  一个月后,王晓云碰到商人,打听起条案的下落,“说是人家修好后,卖到国外卖了7000块钱。”

  后来,在木匠赵小贝等人的带动下,更多家具商人和工人入住高碑店村,聚在村东一条街上。到2002年,整条街上已经聚集了40多户家具商。

  随着外来人口增加,高碑店几乎家家靠出租房屋为生。并且,很乐意把房子租给古家具商,“家具商做生意的,一个条案都能卖7000块钱,不可能付不起房租。”刘金环笑着说。

  “房子不够怎么办?”为了多收点房租,刘金环把不足100平方米的平房隔断成四五间,并在门前用石棉瓦搭棚子,租给修补古典家具的散户。

  与刘金环家一样,为了把房租给更多人、收更多租金,高碑店村民将平房分割成若干小间,除了围墙四周,有村民甚至在房顶上搭建起小棚子,用来存木料,甚至住人。

  然而,村里人的收入并没有增长。到2002年,刘金环将房子租给四、五名家具商,一年租金不过一万元。

  “一间房一个月最贵租120元,大部分是一个月80元。”刘金环发现,房间越隔越多,房租却涨不上来。

  村民的收入没增加,村里的环境却变得脏乱差。村庄北侧,有一条修于1958年的通惠灌渠,横贯东西,年久失修,变成高碑店村的垃圾场,臭气熏天,环绕村庄。

  古典家具商的意见更大,“已经影响谈生意。”一些本打算来高碑店租房的家具商,也开始往其他地方转移。

  刘金环发现,这位新来的女支书,当年47岁,每天清早,骑着一辆自行车,在村里“瞎逛”。不久,她便宣布了一个让全村村民无法接受的决定,“拆除违章建筑”。

  2002年7月1日,刘金环家喜添一孙女。这天,村委会工作人员来到刘家,要求刘金环拆除违章建筑。这让刘金环有些气愤,“今天是我家大喜的日子,要拆房,1个月以后再说。”

  多年后,刘金环回忆说,当时村里的领导都在带头拆,她当过生产队长,也应该拆,“但我对新来的支书不服气,想考验下她的能力。”

  这让以租房为生的村民怨声载道:“租房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,拆了违章又不让建新房,等于断了命根子。”

  尽管新来的村支书“得罪”不少村民,但其后的工程让村民觉得,“这个女人,有想法、有能力。”

  刘金环记得,1.5公里长的灌渠两旁,当时红旗招展,战歌飞扬,支芬和一千多名村民挖河道,运垃圾,村中大喇叭循环播放着革命歌曲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争取胜利。”

  这一景象让曾任生产队长的刘金环仿佛回到了修建灌渠的1958年,她为之感动。

  灌渠修好,高碑店村制定了严格规定:全体村民必须在早上八点之前和晚上六点之后才能倒垃圾,早上九点之前,所有的垃圾都要当天清运干净。

  多年后的2012年9月21日,坐在村委会办公室,支芬笑着说,整修灌渠,打着红旗唱战歌,不仅是要改造村环境,主要是为了凝聚村民,激发活力,让他们看到希望。

  拆违建、修灌渠,美化环境是为发展做铺垫,“让村子富起来才是正道,也是最难的一步。”支芬说。

  高碑店先后拿出6套设计方案,召开9次村民代表大会,通过25项提案,最终确定用村民集体翻建房屋的方法,破解新农村建设难题。

  为了依托配合古典家具文化,村民房屋统一设计施工,建成三层仿古楼。建设资金由村民筹集,村集体为村民担保贷款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由村集体和上级政府负责。

  刘金环家在西区一期改造工程范围内。她和老伴儿计算,建房需30万元,她只有6万元养老钱,其余跟亲友、银行借。她还曾担心:“万一租不出去怎么办?”

  2010年,一期工程完工后,100多户村民住上了仿古楼,三楼住人,底层出租。令村民想不到的是,所有房屋很快就租出去,且租金高昂。

  西区改造工程完工后,仿古建筑和文化氛围吸引了更多家具商入驻。“剩下600多户的改造,几乎没有什么阻力,村民自己就抢着要建房。” 目前,东区的改造工程正在实施中。

  如今,入驻高碑店的家具商从最初几十家,已经发展到东区古家具一条街368家商户,新街70家,西区民宅的底商680余家。

  据统计,2011年高碑店村全年经济总收入达到25.49亿元,古家具街商户400余户,村民人均收入达24590元。

  当时,高碑店村的困境很突出——农民失地、农转居失业,污染、耗能企业撤离,产业发展受限,其实代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、所有城乡接合部的现实,具有典型意义。

  改革是有风险的,不过,总有人要去尝试,靠自己、靠政府,跨过这道“坎儿”。

  为了安排村民临时就业,当时扩编了村里原有的联防队、绿化队、保洁队等八大专业队,并按村民年龄酌情安排,45岁以上的村民安排到保洁队,35岁上下的村民则接受培训重新上岗。

  我的专业是绿化技师,当时,我让绿化队不再种植需要维护的植被,换成种上就不用管的银杏树、龙爪槐和大叶黄杨。

  改革的阻力非常大,拆违建时,有村民拿着汽油瓶来找我拼命;修灌渠迁祖坟时,也有村民来闹。

  这都不算什么,最难的是不被理解。2003年修灌渠时,有人传言我马上要退休了,借着修灌渠的名义,捞点工程款。这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,好在在村民的支持下,都熬了过来。

  其实,我在高碑店只做了三件事:一是运垃圾、拆违建、迁坟、修灌渠,改造村容村貌;二是确定古典家具和民俗文化产业;三是举全村之力建设新农村,建仿古楼,把民宅变成资产。前两件事其实是第三件事的铺垫。

  现在村民有钱了,只需坐在家里收房租,但这仅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步,如何完成社会化管理,实现村民向社区化管理的转变、村民达到一定的道德水平,实现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,这是下一步重点工作。

  如今,我当选为十八大党代表,对高碑店村意味着荣耀和成绩,对我意味着责任和压力。

 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,我就在大望路南磨房附近做古典家具生意,主要是把古典家具卖给外国人;到了80年代,城区拆迁比较严重,我们家具商四处搬家。当年选择来高碑店租房做家具是因为这边离城区远,一时半会儿不会拆迁。

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做古家具生意的黄金期,当年10元钱收的檀木箱子,倒手就能卖200美元。当时所谓的古家具一条街,其实是一排废弃的厂房,大家虽然手里有了钱,但不敢建商铺,怕拆迁,怕搬家。

  支芬上任拆违建时,我们就非常担心。但是,她很快给古家具一条街的商户吃了定心丸,跟我们说,“拿高碑店当你们家,好好做生意赚钱”,还批地鼓励我们翻盖新房。

  她还多次召集古家具商开会,让我们给高碑店的发展出谋划策,当时有家具商提出,要依托古家具一条街,发展文化甚至旅游产业。

  现在,高碑店古家具一条街的数百家商铺,全部是家具商自己设计的风格迥异、古色古香的建筑,这已经成为高碑店地区的形象,全国的家具生意也被吸引到这里。

  从第一次踏入高碑店村至今,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,切切实实地说,我们家具商也是高碑店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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